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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协委员朱同玉:国家公卫体系建设亟须加大投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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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政协委员朱同玉:国家公卫体系建设亟须加大投入
      呼吁从国家层面重视公卫体系人才流失

      从12月31日我国首例新冠肺炎感染病例公布至今,全国政协委员、民盟上海市委会副主委、复旦大学附属上海公共卫生临床中心(以下简称“公卫中心”)主任朱同玉就一直保持在战“疫”状态。他所在的上海公卫中心,是上海市唯一一家定点收治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的医院。截至3月28日24时,上海本地确诊病例累计339例,境外输入确诊病例153例。

      公卫中心是整个上海公共卫生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,在SARS疫情后已经“退居幕后”多年,但在关键时候承担了在突发传染病面前“站出来”的重要职责。

      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中,上海公卫中心这家几乎经过“脱胎换骨”改造的公共卫生堡垒,表现抢眼。1月开始,上海不断出现新增确诊病例,所有确诊后的成人病例全都被送往公卫中心。这家医院给出了一人一策的治疗模式,多学科专家团队根据病人的不同情况,制定合适的治疗方案。

      然而,很多人不知道的是,上海公卫中心也曾像国内其他公卫中心、传染病医院一样,遇到过人才流失的巨大困境。2015年,时任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副院长、上海市器官移植重点实验室主任的朱同玉到任上海市公卫中心。当时,他面临的头等大事就是人才流失。

      “经费不够,养不起专业人才,科研力量相对薄弱。”他算了一下,市区医院医生的基本待遇是上海公卫中心医生待遇的1.5倍,公卫中心医生待遇位列全市公立医院的倒数第一。公卫人员的待遇,与其所承担的重大疾病防治的重要工作,形成了鲜明对比。

      全国两会上,朱同玉曾多次代表公卫体系发声,呼吁从国家层面重视公卫体系人才流失的问题。从一定程度上来说,公卫体系人才的流失,直接影响到公卫中心承接战时紧急任务的能力。

      2015年,新上任的朱同玉与医院管理层团队共同决定,勒紧裤腰带,引进高端人才,拓展科研攻关等。最近几年,上海公卫中心在行政人员一个都不增加的情况下,每年都会引进知名的专家、学者,从事科研攻关。

      如今,这家医院的科研人员和临床医务人员构成比例达到了1∶1.5的水平,是目前全国科研人员占比最高的医疗机构。这里的医生数量,从4年前的99人,增加至253人;护士数量从300人增加到500人。

      然而,上海公卫中心的成功,并不代表全国公卫体系建设的完善。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了解到,我国的公共卫生中心、传染病医院在事业单位改革中,大多成为了“公益一类”的事业单位,列入财政全额拨款编制,但这种拨款并不充分。不少传染病医院不得不通过开展普通医疗服务来养公共卫生服务,而其核心职能,即公卫基本职能则会出现“相对不足和涵养不够”的问题。一些传染病专科医院综合化现象突出,有的传染病医院甚至还开设了产科。

      作为全国政协委员,朱同玉更多着眼于一些普遍性问题,比如公卫中心的院感防控到底要怎么做,公卫体系缺钱、地位低的问题等。

      他曾组织专业团队,对2000多个可能导致医护人员感染的“风险点”进行检测,如水龙头、鞋套、病床扶手等,形成了院感防控的科学指导体系。上海公卫中心也在疫情早期研制出了病房用的抗病毒喷剂,保护医护人员安全,并将这种办法向全国推广。

      关于经费的投入,他指出,一方面,国家应加大对公卫体系长期、稳定的投入;另一方面,各地公卫部门也应该在财政投入之外,找对“自转”的门道。“引进好的医生、科研人员,好医生来了,病人也会来;好的科研,可以支撑医院发展、成果转化,将医院打造成以科研驱动发展的机构。”他介绍,上海公卫中心目前有20%多的经费来自财政投入,其余经费来自就诊业务量的增加和科研成果转化收入,“但从人口数量来看,全国至少需要5万张专业公卫床位,但目前床位配备不足”。

      “公卫体系的建设,是出于对国家百年大计的考虑,现在建设好了,能帮助一个国家应对百年一遇的重大传染病。”朱同玉说,一个强健的公卫体系,应该是一座永久的安全堡垒,而不是因为某种疾病出现临时建设的“板房”。

      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 王烨捷 来源:中国青年报

    【编辑:叶攀】